学生大面积挂科 教师的责任在哪儿

时评 2015-08-31 12:46:52来源: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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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青年报》不久前的一篇报道《大学教师的挣扎:严格还是放水》引发了社会关注。报道称,湖南科技大学副教授彭美勋因为其所教的课程挂科率高达三分之二而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矛盾与纠结”:是严格把关还是全面放水?如此“两难”,正暴露出当前大学教育的弊端,某种程度上意味着大学使命和大学精神已堕落至底线边缘,应当引起足够重视。

    以教育的本质属性来抉择,这本不是“两难”问题。挂科就是挂科,怎可“全面放水”?但一位老师所教学科三分之二的学生挂科,教师有没有问题,教师的责任在哪里?

    我认为,教师的职责在于,在严守大学使命和大学精神的前提下,尽可能降低挂科率。教师不仅不能放水,而且也无权放水。教师首先是“教练”,而不能只做一个“裁判”。

    先讲一个故事:

    一年前,我推荐一位同事的先生到大学任职。经过考核,他如愿赴任。我对他说,讲课是门学问,你没有上过课,你得向你太太学,你要经常试讲给她听。大学教师的课堂往往非常无趣,因为没有多少人真正研究课堂。你是我介绍去的,你不能这样。我希望你成为优秀的大学“教师”。其次,你是从顶尖大学的本科和研究生毕业的,但你教的学生是“三本”,你所教授的学科不是什么人都能轻易学会的,你有责任教会他们。所以,你要先向中学老师学习,要和学生保持最紧密的联系,及时发现并帮助他们排除学习障碍。再次,如果你有足够的魅力和自信,你可以给学生更多的自由选择;如果你暂时还做不到,你就得严字当头,不行就堂堂课点名。总之,你得对他们负责,使你教有尊严,他们学有尊严而且确有收获。

    不久前我见到他,问他感觉如何,他说“挺好,就是备课太忙”。这就对了。好课不下大气力准备哪里能行!我宽慰他,不会一辈子都是这样辛苦,再坚持几年就会举重若轻的。

    这个故事反映了我对当今高等教育“一个方面”的认识,也许是片面的。

    首先,一些大学教师没有将育人放在足够重要的位置。我想问那些抱怨学生学不好的教师,您与每一位学生谈过话聊过天吗?哪怕通过电话、邮件、QQ、微信或短信。如果一次都没有,那还谈什么教育呢?最多不过是教书而已。

    其次,教师需要进一步明确课程标准(课纲),提升所教学科知识体系以及评价的科学性。课程设置不能太随意,太实用主义固然不好,但“掉书袋”也不行。要遵循一般规律,不能太照顾教师个人的兴趣。

    第三,一些大学教师可能忽视了不同类型高校的教育定位。没错,蔡元培先生是说过:“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但他指的是100年前的北京大学。此乃今日之所谓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的职能定位。这种类型的大学,数量和规模应当合理控制,不应遍地开花。蔡元培先生主政北大时,将法科、工科分别剥离到法大和清华去了。显然,在他看来,法、工等实用科不属他所认为的“高深学问”。高等教育既要致力于提升国家的核心竞争力,也要满足公民的个人成长需求,因此大学必须多样化,以清晰的定位满足不同需要。

    大学固要坚守理想,不能简单地充当职业培训所,但大学必须尽力培养自主自立的人。慕课时代,大学何为?如果还固守传统的知识传授模式,则大学因何立足?大学自然要发展其学术性,但要看是为谁的学术。那种只见“学术”不见“人”的大学,不仅难以服务社会,也很难繁荣学术。不是我们太实用主义,而是“饭碗”太重要。“仓廪实而知礼节”,有了“饭碗”,精神总是有办法养成的。大学如不助人“稻粮谋”,不能保障人的生存尊严,其功能就矮化为促进消费和维护稳定,弃之有何可惜!

    第四,一些教师可能忽视了大众教育与精英教育的区别。彭老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1928~1937年,清华大学每年的学生淘汰率为27.1%,理学院最高淘汰率为69.8%,工学院则为67.5%。清华物理系1932级淘汰率高达82.8%。这样高的淘汰率不仅没有引起社会的动乱,反而培养了一批杰出的学子。”但根据清华大学物理系网站上的介绍,物理系成立时有教授梅贻琦、叶企孙,教员赵忠尧、郑衍芬,助教施汝为,教学辅助人员2人,本科生两个年级共7人。厦门大学化学系1927~1937年11年里只有毕业生33人,其中1927年、1928年、1933年均只有1人。著名数学家陈景润所在的厦门大学数理系1950级1个班只有4个学生。这就是精英教育。

    在招生数只有个位数的精英教育中,高淘汰率自然不会引发太大的问题。可现在的情况是,全国高校在校生已达3000万人的规模,全世界第一;本科毛入学率同样名列前茅,甚至超过了美国。如果淘汰率高达80%,那大学如何向国家和社会交待?学生是你招去的,其具备接受高等教育的能力也是你认可的,学生的钱、国家的钱都给你了,教学和管理也是你做主的,最后让成千上万的人毕不了业,如何说得过去?“宽进严出”,哪里像字面上理解得那么轻松。

    事实上,100年前一纸文凭的重要性不比今天。梁漱溟、华罗庚、沈从文不是拿着中小学的毕业证当上了最高学府的教授吗?今天,没有洋博士文凭,连简历都递不进去。何况当年能上北大、清华的是些什么人?这当中虽优秀者众,但纨绔子弟混文凭的同样有的是。蔡元培先生在就任北京大学校长的演说中说:“平时则放荡冶游,考试则熟读讲义,不问学问之有无,惟争分数之多寡;试验既终,书籍束之高阁,毫不过问,敷衍三四年,潦草塞责,文凭到手,即可借此活动于社会,岂非与求学初衷大相背驰乎?光阴虚度,学问毫无,是自误也。”蔡先生的改革正是自整肃校风始。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淘汰率高一点丝毫不奇怪。

    总之,大学教师的责任是教会学生而不是考砸学生。当然,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放水”问题由来已久,是到了非治理不可的程度了。但问题的关键不在放不放水,而在“水”从何来,要从源头治起。这是个大课题,需要大家一起来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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